原标题：邬大为 红星闪闪

　　老兵简介

　　邬大为

　　浙江省杭州市人，1933年6月出生，1949年9月入伍，1954年7月入党。历任南京三野文训班学员、35军文工团团员、23军文工团团员、创作员、副组长、艺术室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文工团编导、一级编剧等职。1952年随团入朝参战荣立战功。从事文艺工作70多年来，发表作品3000余首，论文80余篇，有300余件作品在军地获奖，突出代表作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红星歌》《师长有床绿军被》《中国游泳队队歌》等。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2022年7月1日，在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六干休所内，邬大为首长的家中，传出耳熟能详的歌声。在邬大为的带领下，年轻的战士们认真学唱，以特殊的方式献礼“七一”。

　　一曲旋律飞扬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醉了无数颗心；一首催人奋进的《红星照我去战斗》鼓舞了千万军民；一支《兄弟姐妹》抒发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克艰难的情怀。邬大为，这个在中国词坛响当当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起，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到和平幸福的今天，成为多少人心中永恒的珍藏。

　　长夜里 红星闪闪驱黑暗

　　“我自幼热爱文艺，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的小号手，1948年夏天我刚念完初中，一天晚上，我偶然看到了一场歌剧《白毛女》，主人公喜儿的遭遇与我的童年经历有些类似，这激发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坚定了我加入共产党、参加解放军的理想信念。剧中参演演员都隶属于部队文工团，他们在我的心里埋下了当文艺兵的种子。”邬大为坐在阳台上的椅子上，慢慢地回忆着。

　　“当时第25军文工团招人，我去参加了面试。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光荣的文艺兵。”

　　“记得我第一次上台表演时，内容是说快板，其中有一句台词是‘……地瓜干’，讲到这个词的时候突然忘记了后面的内容，我一紧张，就不断重复着这句‘地瓜干、地瓜干、地瓜干’，逗得台下哄堂大笑。从那以后，我就多了个‘地瓜干’的外号。从那时起，我也暗下决心，好好提高自己的能力。”

　　“从跨过鸭绿江桥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能活着回来。1952年，我随25军73师文工团入朝，当完成艰苦的行军任务后，部队领导根据工作需要把我调到23军文工团，投入到紧张的慰问演出工作。”

　　“23军从福建出发，一路到朝鲜，一南一北相差几千公里。南方冬季是零度左右，而朝鲜的冬天，最冷可达到零下40度。一碗烧开滚烫的水从帐篷里拿出来，一分钟便没有热气了，再过3分钟就全凉了，5分钟后它变成了个冰坨子。所以我们必须戴皮帽子，穿厚棉衣、棉裤、棉大头鞋，外加一件皮大衣和一副棉手套。”

　　“出征前，我们需要在每个人的衣帽上都标上姓名、血型，留下最终的联系地址，以备发生特殊情况时使用。”

　　“刚刚入朝的时候，我心里又好奇又紧张。过鸭绿江桥时，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减少伤亡，每个人要在脖子上围一条白毛巾。这样后面的人就可以在夜晚跟着这个白色的目标行进而不至于找不到方向了。”邬大为一边讲述，一边给记者演示起来。

　　“上桥前，队长发出号令，每个人间隔50米距离，迅速通过。我看着弹痕累累的铁桥桥梁，意识到自己已经真正地进入到了战场，精神也立刻紧张、兴奋起来。望着前面的背影，沿着铁桥向江的对岸奔去，我一口气跑过江桥来到对岸的朝鲜边城新义州。但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心情瞬间变得沉重起来：在苍茫的暮色中，我几乎看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只有几个衣衫褴褛、满脸黑污的小孩子狼狈地在废墟上挖着东西吃，一阵阵焦煳味儿十分刺鼻，路边堆放着一些被炸毁的坦克、大炮、汽车等……这与我几分钟前看到的丹东的景象相比，真是一江相隔两重天，满目疮痍不忍看。”

　　“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揪心，至今难以忘怀。有位朝鲜大嫂背着婴儿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但她不知道的是，身后孩子的脑袋已经被炸弹片削掉了，路过的人们谁都不愿把这个悲惨的消息告诉她，都含着眼泪躲开了。等飞机飞走之后，她想要给孩子喂奶，转过身来一看，当场就昏了过去……”

　　“还有一对新婚夫妇，丈夫在山上耕地，新婚妻子在家里。丈夫亲眼看到美国飞机向自己的新房扔下一枚炸弹，他发疯一样地从山上跑下来，想救出自己的妻子，但是他挖了半天，手都挖出血了，最后只从废墟中挖到了一只血淋淋的的手，手指上还戴着结婚戒指，他含泪摘下戒指，埋葬了妻子，当晚就参军入伍，发誓要为亲人报仇……”

　　寒冬里 红星闪闪迎春来

　　“在朝鲜战场上，从武器装备来说，美军始终占有优势，无论飞机、大炮、坦克甚至士兵用的卡宾枪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特别是空中优势十分明显。所以白天我们无法活动，但一到晚上，大家就从掩体和坑道里出来了，从事多种战备工作。一般的部队，只要敌机一来就立即隐蔽或进入坑道，但运送弹药的司机可就有点儿麻烦了，他们坐在马达轰鸣的驾驶室里，很难听到头上飞机的声音，因此入朝初期我们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经过认真研究，大家想出了一个绝好办法：在公路上每隔500米设立一个哨位，专门负责对空中监视。只要听到敌机的轰鸣声，立即开枪发出警报，枪声一响，下一个500米、再下一个500米听到了也接着开枪，在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会立即关闭车灯，就地快速隐蔽，在漆黑的夜幕里，敌人也就找不到我们了。等他们再发射照明弹寻找时，我们的英雄司机早就隐蔽起来了。等敌机飞远后，警报解除，大家又重新驾车前进，这些哨兵就是‘防空哨’，让司机有了‘耳朵’，由于所处位置容易被敌机发现，极易遭到美军报复性攻击，所以时有伤亡，但是每个人都没有丝毫退缩，依旧与美军周旋。为这些不怕牺牲的防空哨兵演出，是我们文工团的主要工作之一。”

　　“战场上苦累相伴，生死相随。记得在朝鲜战场的一天，我们去前线慰问演出，途中遇到美军飞机轰炸。因为是冬天行军，我们都穿着棉衣，我还帮乐队拿着一把二胡，一路上我和一名走在我前面的舞蹈演员刘显德交谈着，当我们要越过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坡时，远处传来了飞机轰鸣声，只听得队长喊‘快趴下！’我毫不犹豫地扑倒在地，觉得靠近地面的胸口突然震了两下，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见没啥动静，大着胆子抬头一看，光秃秃的山上怎么出现了两棵树，在那里摇摇晃晃地，事后才知道那是炸弹爆炸升起的烟柱。不久，就听到了号令‘继续前进！’我估计敌机已飞走了，就一下蹦了起来，觉得脑袋上空荡荡的，一摸原来帽子被打飞了，掉在了地上，再一看棉大衣上好几处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这是弹片划过的痕迹，琴杆也被拦腰截断。刚跨两步，感到脚下有黏糊糊、软绵绵的东西，打开手电筒一照，全是血。原来走在前面的刘显德被弹片击穿了腹部，由于流血过多，当场就牺牲了。走在我后面的赵恩良头部被弹片击中再也未能醒来。面对此景，我一时间心情很是悲痛，心里不能接受朝夕相处的战友在自己眼前牺牲的事实，在向战友遗体告别时，带队领导的话点醒了我：‘消沉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用更顽强的意志、更英勇的战斗、更坚决的行动去打败敌人、消灭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烈士们报仇，才能更好地保卫我们的国家’。这段话，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我的内心更加坚强了。事后，我主动请战，把牺牲战友未完成的工作承担下来，并与演出小组深入一线阵地和坑道，把战友们的典型事迹即编即演。在那些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我觉得只要能给指战员们带去哪怕一丝的快乐和安慰，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在朝鲜5年多的日子里，我先后两次被敌人的炸弹炸晕、一次被炸塌的坑道活埋，几乎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是，每当想起那些牺牲在阵地上的战友，我的心情就无比沉重，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最可爱的人。”

　　斗争中 红星闪闪指方向

　　“为了挫败敌人的嚣张气焰，1953年夏，志愿军总部继上甘岭战斗的巨大胜利后，决定全线发起反击。我们23军的任务是攻打正面的美7师阵地——石岘洞北山，担任主攻的是201团。团长袁俊（后为23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副团长黄浩（后为23军军长及珍宝岛前线总指挥），因为我曾到他们部队生活过，所以这回在朝鲜前线相见倍感亲切。我们这个小分队的成员被列为战斗人员，编入政工组名册。从一名普通的文工团员转成了战场的政工人员，直接参加战斗，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

　　“有了这个职务，我们除了兴奋外也认真研究起我们该做的工作来。经过讨论后决定立即落实几项任务：一是根据近期战斗，拟几句新的战斗口号；二是扎几个带红绸子的‘英雄弹’献给尖刀班的12位战士；三是在送行会上出演一两个小节目，鼓舞士气。”

　　“记得当晚的出征仪式中，我带领大家一起喊起了我们编的几句口号，接着为每位战士赠送了‘英雄弹’，这代表着红色的传承，有的战士手榴弹虽然投掷了出去，但他们将红绸子解下来一直留在身边。”

　　“临出发前，我们站在坑道口，和参战人员告别，大家不断默念那几句战斗口号，誓要迅速攻下山头，取得胜利。反击战准时打响，战士们潜伏在事先挖好的特别坑道里。发起攻击前，先由炮兵向敌方阵地轰击，待一定时间后，大炮射程随即开始往敌方阵地后延伸，这时在屯兵洞里的突击队员只要一个小冲锋就能突然出现在山顶，我们的突击队、尖刀班迅速占领了山头，插上了红旗，并分头清除未被炸死的残敌，从发起攻击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我军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撤出阵地，待敌人缓过气来向山头打炮时，我们早已安全回到前沿阵地上。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感觉无限光荣。”

　　凯旋归国，披红戴绿，应该是一件十分光荣和高兴的事，可是邬大为却痛哭失声，这也是他入朝参战后第一次落泪。

　　“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因为一路要与朝鲜百姓联欢，所以23军文工团派出40人的队伍同行，我成为其中的一员，穿上了演出服随同出发。我们先乘汽车到了志愿军总部，然后从那里乘火车启程到丹东，这段距离平时最多半天，可是那一回情况特殊，每到一站，只要一有朝鲜老乡把车围住，车就得停下来，这时朝鲜姑娘和大嫂把苹果一箱一箱往车上送，然后拉住每一位志愿军的手，邀请志愿军下车跳舞。车站内事先组织好了乐队锣鼓、唢呐及一些朝鲜特有的乐器，我们被拉入队伍和他们一起跳起了‘嗡咳呀’，一跳就是个把钟头，然后才依依惜别。”

　　“不少老大娘挂着泪珠，不愿意让我们离开，此情此景令人动容，因为我们也深深知道，战后的朝鲜十分困难，城市、农村需要重建，我们每一个人都暗下决心，只要有需要，我们还会义不容辞地回来！”

　　“一路上我们就是这样从一站再到下一站，站站联欢，不到半天的路程，我们整整走了一天半。”邬大为的脸上露出微笑。

　　“第二天傍晚，团员们终于被列车载上了鸭绿江桥。不久，我们看到远处丹东的夜空非常明亮，灯光把整个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沿途挤满了欢乐的人群，随处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列车停靠后，姑娘们为我们每一位战士献上鲜花，又在我们的胸前别上绢花，然后拥着我们一起来到站前广场。广场上挤满了欢迎人群，舞台正中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是祖国欢迎团团长许广平——鲁迅先生的夫人。当杨勇司令员被迎上舞台时，两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这时全场欢呼声、掌声雷动，大家情不自禁地喊着‘向志愿军英雄们致敬’，这个时刻，我想起了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我多么希望此时他们可以和我一起欢笑，想到这里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和呐喊声中失声痛哭起来。”

　　“我想，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永远要牢记烈士们的流血牺牲，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伟大胜利和我们的幸福生活。”

　　征途上 红星闪闪把路开

　　“回国后不久，我于1959年12月调至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开始专业歌词创作，在抗美援朝前线战地即编即演的经历为今后我的专业创作打下了基础。”

　　“1964年全军发起征歌活动，我创作的《五好战士歌》力拔头筹，被总政指定为全军必唱歌曲，中央电台和唱片公司进行了大力宣传，我和魏宝贵一起创作了《向国防现代化进军》《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师长有床绿军被》等，在全国、全军广泛传唱。”

　　“《红星歌》的歌词，是1973年我和魏宝贵应邀为影片《闪闪的红星》写的主题歌词。闪闪红星，象征着党、象征着革命和希望；红星灿灿，激励了先辈勇往直前；红星闪闪，也将激励我们努力进取。很快，这首歌唱遍了祖国各地，荣获了全国少儿作品一等奖，被编入小学音乐教材，并成为重大节日的主选曲目之一。”

　　“印象最深的就是《红星歌》，作曲家傅庚辰给我们提了三个要求：其一，是少儿歌曲，孩子们一边走路就能一边唱；其二，要写出小冬子在党的影响下成长的过程；其三，歌曲不止在电影中播出，看过电影之后人们也可以当成日常歌曲来传唱。”

　　“小冬子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被地主烧死，宋爷爷告诉他‘不要去，现在上去就是白送死。’小冬子在最艰苦的时候看到了红星，有了方向有了力量，所以《红星歌》从头到尾每一句都不离开红星。”

　　“影片中小冬子在红星照耀下健康成长的过程，与我的成长经历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饱含着对战火硝烟的深切感悟。我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日寇抓捕、入狱、拷打，但他立场坚定、守口如瓶，保释出来后，单位被封，父亲失业，从此家道一落千丈，两个哥哥因家境不济中途辍学，到上海当了童工。一时间，年幼的我也茫然失措，渴望获得新生。”

　　“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回国后，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哪里艰苦哪里危险，我就会出现在哪里。为了创作出更有激情更有灵魂的作品，我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连队里体验生活。部队拉练演习，我背起背包一起走；部队抗洪抢险，我也跟着一起打冲锋；我去过长白山、大兴安岭，也走遍了北疆千里边防线，写出了很多自己非常满意的军旅作品。”

　　“1980年，我根据珍宝岛前线切身体验，创作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经谱曲后，由蒋大为老师在1984年央视春晚演出，从此一炮打响，迅速唱遍全国，获评全国青年喜爱的歌曲一等奖，军区为我荣记了二等功。”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从学校的小号手，到抗美援朝战士，再到享誉中国词坛，这些都离不开邬大为的毅力与坚守。

　　“从1959年至今，我一直生活在沈阳，创作也是在沈阳，沈阳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沈阳的儿子，我愿在有生之年，为沈阳贡献我的力量。”邬大为笑着憧憬。

　　“2000年4月，上级批准我离休，家人朋友劝我多休息，可是每当我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就感觉到我没有资格放松懈怠。今后，我将继续发扬抗美援朝战斗精神，用一颗红心谱写走心乐章，生命不息，创作不止！”（沈阳日报、沈报全媒体记者 李禹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