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的要求没有变也不会变，决不能不顾进城以后怎么过日子，决不能只有自发的、盲目的人口产业集聚，而不要自觉的、科学的规划治理调控

　　新型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不能搞简单生硬的“一刀切”，要努力把因地制宜、协同配合作为重要原则，推动重点任务落地生根

　　户籍制度改革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时常引发各方关注。近日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其中“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部分提及：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舆论认为超大城市落户有所松动，将引起人口分布的集聚，甚至会触发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对此我们需要全面把握户籍改革的要义，决不可片面误读局部政策的微调。

　　应当看到，这次对超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的微调，主要着眼的是简政放权、便利群众，不仅让积分项目更精简，而且要以社保和居住年限突出“真实工作”与“真实居住”。换句话说，改革是要让那些为超大城市做出贡献的新市民住有所居、心有所安，是与以往的政策一脉相承的细化、具体化，并不存在什么“松动”“扯口子”。更应重视后文的表述：“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由此可见，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的要求没有变也不会变。

　　不看清“大城市病”的危害与本质，就治不好任性发展的“幼稚病”。过去一段时间，北上广深等一线超大城市都走过粗放式增长的弯路，带来了诸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房价高企的民生痛点，以及教育、医疗、养老资源的紧张，短期看可能有GDP增速的收益，长远看却不利于城市与市民的健康发展。在超大城市发展这个问题上，决不能不顾进城以后怎么过日子，决不能只有自发的、盲目的人口产业扎堆，而不要自觉的、科学的规划治理调控。

　　以北京过去两年的“减量发展”为例，一方面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307家，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500个，为创新引领腾出了宝贵空间，另一方面严守人口总量上限、严控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环境改善和老城新颜划定了战略留白。这一实践表明了因城施策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应当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让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各得其所。此次印发的文件提出，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Ⅰ型大城市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此举意在走好合理布局、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平衡木”，实现在不久的未来，“让生活更美好”的宜居城市越来越多，涌现出一系列健康组团的、分工协作的、由中心城市以大带小的现代化都市圈。

　　不管户籍制度怎么改、城镇化如何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不能动摇，要始终将其作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无论是积分落户的超大特大城市，还是69个放开落户限制的大城市，分解落实城镇化的重点任务时，都要把防止房价大起大落作为前提条件，坚决避免投资投机者借机钻空子，同时不断精细化限购、限售、限价政策，满足刚性和改善型需求。《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在以往“一城一策”基础上，提出“强化城市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协同”，也即“城城协同”，充分说明人口的调节、房价的调控本身都是逆周期的政策操作、熨平波动的预调微调，压根不会有“假市场之名、行放任之实”的可能，只会把“有序”二字往实处深推。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城镇化说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城市的发展最终也一定体现为城市居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城市的历史文化、区位特色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所以新型城镇化与户籍改革不能搞简单生硬的“一刀切”，要努力把因地制宜、协同配合作为重要原则，推动重点任务落地生根。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精准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化、法治化，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作用都发挥好，我们一定能把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文章写好、写精彩。（周人杰）